2016年一九是几月？
一九六九年，农历己酉鸡年。这一年的公历和农历日期相同，都有365天；但这一年是闰八月，所以农历中有两个立春，这两个立春相距只有三十一天！ 这是极为罕见的“十九年春”，即春秋两次立春日相隔仅四十余日的一次现象。这种现象在21世纪前百年仅有两次，下一次出现将在2134年和2153年。
1969年的春节很特别，因为春分的到来，正月结束了，人们迎来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——甲午年（马年）。然而，这个春天来得快而又猛，短短的十五天后，又一次立春来临，又是一年惊蛰到，万物惊而萌动。 不过，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，这些自然界的规律并不重要，因为当时全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。
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十个春季，从1959年到1978年的连续十个春季被称为“大跃进”和“集体化运动”时代。在这十年里，人民公社和大锅饭成为主流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，粮食产量持续下降。与1959年相比，196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3716亿斤，减产近一半。
在农业下滑的同时，工业方面试图通过“赶英超美”来实现快速工业化。于是，在1958年至1969年间，中国先后建立了四十多个大型机械工业项目，包括鞍山钢铁公司、武汉长江大桥等。但是，过于强调规模和速度导致产品质量不高，许多项目存在设计不完善、技术落后的情况。
为了挽救工业方面的困局，国家开始大量投放货币，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央政府决定发行特赦令，释放所有的战犯并给他们安排新的生活和工作，以转移国内矛盾。1969年12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全部战犯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由国家负责，并安排适当的工作，例如李作鹏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兼海军航空兵司令员，姚文元任北京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。
虽然战犯得到特赦，但一大批“反革命分子”“阶级敌人”仍然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根据有关资料统计，从1951年到1976年，全国共逮捕和审讯各类“反革命分子”“阶级敌人”七百八十多万，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徒刑的五百一十多人，有期徒刑的二千二百多人，管制的一千八百多人。1969年是“严打”时期的一个高潮，据统计，该年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达到三百零一人，比1970年至1972年年均数还多出五六十人。